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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幼芳:一根“拉力绳”撑起的师魂

发布时间:2015-12-28 02:44: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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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冶女教师朱幼芳患罕见疾病难站立,坚持拽“拉力绳”上课,不愿休息——

一根“拉力绳”撑起的师魂

朱幼芳在课堂上(资料图片)

  “起立!”“坐下!” 

  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上罗学校二楼的二年级教室里,黑板左上角钉着一根铁钎,一根白色的绳子从上垂下,数学老师朱幼芳左手拉着绳子,右手板书,用独特的姿势,为38个孩子授课。 

 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让记者感到震撼。 

  朱幼芳3年前被查出患有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症,但她一边治疗,一边坚持上课。学校让她放弃讲台,她毅然拒绝,凭借一根“拉力绳”平衡身体,坚守三尺讲台至今。 

  身患绝症拉绳上课 

  49岁的朱幼芳,在三尺讲台上站了31个年头。如今,她只能借助绳子的帮助来完成教学任务。2013年,一种目前医学界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症——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让她失去了站立能力。这是一种类似“渐冻症”的疾病,一旦罹患,伴随着患者小脑萎缩,身体各项机能将完全丧失,直至死亡。 

  小脑的病变,使她的右腿已经几乎失去知觉,平衡能力渐渐衰退,她不能长时间保持站立。即使有绳子的帮助,多数时候她仍然无法站着上完一整节课。坐下——站起,站起——坐下……这样的交替,一节课反复十多次。 

  即便如此,在学生练习期间,朱幼芳还是尽可能地拖着蹒跚的步伐来到每个孩子面前,看一看、问一问,了解孩子做题的情况,表现好与不好的孩子,她都会轻轻地摸摸他们的脑袋。 

  朱幼芳的课每天是连堂的,一般是两三节连排。贴心的同事给她放一杯温水在讲台上。因为害怕喝水后呛咳不止,加上厕所在楼下百米开外,口干舌燥时她也只是抿一抿,润润唇。 

  朱幼芳每周有16节课,每晚备课,她都比其他老师多花一两个小时。她擅长设计一些小环节,讲课时多用道具代替说教。她身材瘦弱,面容憔悴、苍白,但讲课时的声音却透着力量。因为舌头开始萎缩,她刻意反复练习说话,尽管语速缓慢,但音量够大,“说慢点,正好七八岁的孩子们容易接受”。 

  班上38个孩子虽然小,但知道老师生病后,都表现得很乖。学生陈鑫总记得在两节课之间抢着帮老师杯子里添水;学生吴凤娇每天早晨会和同学一起把朱幼芳扶上二楼的教室。 

  和父亲一样不认命 

  朱幼芳出身于教师之家,父亲朱必潮在农村教了30多年书,做了20年校长。上世纪90年代,朱必潮老人也曾患上与朱幼芳相同的疾病。 

  父亲从发病到去世的种种过往,朱幼芳至今记忆犹新——失去平衡、走路摇晃、腿脚无力,直至说话困难、脏器衰竭而离世。父亲被病魔折磨了十几年,也与病魔斗争了十几年。 

  朱幼芳忘不了,每天父亲早早起床,由母亲搀扶着送去学校上班,傍晚又由母亲接回家,一公里多的路,两位老人要走一个多小时。父亲病情严重的时候,为了去镇里开会,不得不由朱幼芳的丈夫黄鹤鸣和弟弟用自行车边推边扶着送去。 

  父亲刚发病的时候,朱幼芳曾尝试劝说父亲回家休息,倔强的老人断然否决了女儿的建议。那时的朱幼芳不理解父亲,而现在,朱幼芳发现,自己不但遗传了父亲基因里的病症,也延续了老人对三尺讲台的眷恋。 

  2013年,在父亲去世后的第8年,朱幼芳开始无缘无故地摔跤。有一次,朱幼芳洗碗时碗掉到地上摔碎了。还有一次,她的丈夫黄鹤鸣在朱幼芳身后唤她的名字,朱幼芳想回头,可脖子突然僵住了。她一用力,整个身子重重摔在地上。在丈夫的陪同下,朱幼芳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测,结果显示是“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症”。 

  想起父亲生前的一幕幕,朱幼芳整夜哭泣,但在沉沉暗夜中,她似乎看见了父亲坚毅的身影,瞬间释然了。从医院回来,朱幼芳又毅然站上了讲台。 

  “既然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疾病,那么,也要继承父亲不服输、不认命的精神。”朱幼芳说。 

  她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,帮助一个个穷孩子完成求学梦。 

  今年已经33岁的罗丽芳仍然清晰地记得,小时候家里连作业本都买不起,朱幼芳总是给她各种学习用品。今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大三的黄晓然,初中时是朱幼芳的学生,后来他考上了大冶二中,因为没钱差点辍学,朱幼芳每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,资助了他3年。 

  不愿休息请求坚守讲台 

  黄鹤鸣是上罗学校的体育教师,朱幼芳发病后,他一直陪在朱幼芳的身边,相濡以沫,不离不弃。 

  黄鹤鸣自己也要上课,但为了照顾她,经常早上4点多就起床,打扫卫生、洗衣服,然后从食堂打好饭菜带回来。 

  2014年11月,朱幼芳在讲台上站眷越来越困难,有时还摔倒在讲台上。“怎样才能不跌倒?”冥思苦想后,黄鹤鸣将家里窗户上的一根钢筋锯下来后,钉在二年级教室的黑板左上方,末端挂上一根白色塑料绳,这是他专门为妻子上课安装的“拉力绳”。 

  从此,这根绳子便成了这间教室的一部分,也成了朱幼芳生命的一部分。每天上完课后,等学生走得差不多了,黄鹤鸣就把插进墙里的钢筋和绳子取下来,因为妻子特意叮嘱他,小孩子顽皮,伤着了可不好。 

  “我得感谢我的丈夫,我们虽然是娃娃亲,但我生病后,他包揽了所有家务,每天风雨无阻送我去镇医院打针。我还得感谢我的同事,他们在工作上、生活上处处照顾我,上罗学校是一个充满爱的集体。” 

  朱幼芳的手在渐渐丧失力量。她笑说,家里的碗已经不知被她摔碎多少个了,但她仍然坚持备课。上罗学校校长吴春海坐在朱幼芳办公桌前,翻看她批改的作业和教案,一笔一画依然工整,眼睛不由湿润。 

  发病初期,上罗学校领导劝朱幼芳休息,她说:“我身体不好,教不了初中,就让我教小学吧。”学校拗不过她,答应了她的请求。 

  最近,大冶、黄石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又一次提出请她休息,并且工资待遇不变。她说:“我还守得住三尺讲台,至少我得把这一学期教完,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”在场的领导无不为之动容。 

  正如朱幼芳所言,尽管没有达到名师教学的高度,但从18岁选择踏上讲台开始,她就希望这条路能走得长远。这是她此生对教育解不开的情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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